清明节去扫墓的时候，大家都会看到墓碑上有“显考X公忌”XX”的字样。“显”和“公”是墓主的尊称，“考”是父亲，“忌”是名忌。禁忌词在汉语中更常用的一种用法是禁忌/禁忌。也就是说，作为立碑人的年轻一代，死者的名字需要避免。那么，避讳又有什么讲究呢？这件事是怎么回避的？为什么只有中国人关心禁忌，外国人不在乎？

据《公羊传·闵公元年记载:“春秋为尊者忌讳，为亲者忌讳，为贤者忌讳”，也就是说，主要需要避讳的名字往往是高贵的人，靠近自己的人，被公认为贤惠的人。众所周知，《春秋》是孔子的作品。换句话说，孔老夫子第一个认为人名真的不能随意开始。比如皇帝叫什么，我给儿子起个名字也叫什么？如果传到皇帝老儿的耳朵里，会有多难听？如果你运气不好，遇到一个暴君，也有可能点击你，所以最好躲起来。不管怎样，汉字太多了。只要不违反命名的正常原则和逻辑，就有更多的展示空间。因此，它只是明确规定每个人都可以绕道而行；不仅在命名上，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你能躲起来，你也可以躲起来；至于亲戚和圣贤，一方面，这和避开皇帝一样，表示尊重；第二，为了表达对孔子的尊重，后人把他的编书原则扩展到了古代先贤和他的长辈身上。

帝王和神明主要出现“为尊者忌”。比如我们大多数人现在都不叫“匡胤”、“元璋”、“玄烨”、“伏羲”、“朱旭”、“共工”。有人说不对。尧舜禹汤也是古代君王圣贤。二郎真君杨戬、托塔天王李靖也是神仙。历史上怎么会有东汉邓禹、西汉陈汤、唐初李靖、北宋杨戬等名人？这似乎不合规啊？好吧，我们来谈谈。

其实中国人的名字在战国后期到秦汉之交的分界线前后，风格明显不同。在此之前的先秦，在我们今天的人们眼里，有很多有趣的名字:诡诸、夷吾、黑臀、黑肱、宫廷、泄心、渐离、扶苏……战国后期，原本贡献了一堆奇葩名字的三晋大地，绘画风格首先转向了现代人可以理解的方向:韩安、赵勇、魏增……直到西汉后期，每个人的名字都逐渐成为我们今天熟悉的风格。

然而，一位王莽在西汉后期出现了。他上来后，可能是为了方便区分一个人是否有犯罪记录，规定每个人在命名时只允许使用单词，而那些有重大犯罪记录的人将被改为双名。例如，王莽的侄子王宗谋反，被迫恢复原名“王会宗”：“原名会宗，以制作（法律），今复名会宗”；另一个例子是，在熟悉的《三国演义》中，所有著名的人基本上都是单词，而那些效力于黄巾军的人往往有双名。显然，单名更容易出现重名，比如三国名将邓艾、马忠曾经出现过与人同名同姓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严格遵守禁忌，所以我们逐渐形成共识：单名，尽可能避免，真正的名字不奇怪；双名，只要他们的名字不完全相同，同名不同的名字并不罕见：林相如司马相如，名字不一样；魏无忌长孙无忌，彼此无忌。因此，虽然避讳有其严格的一面，但也有相对宽松的地方。对了，托塔天王本身就是唐初卫国公李靖民间神化后的产物，那自然是同名同姓。

当然，实施千年的“为尊者忌讳”远不止这些。早些时候的皇帝很头疼自己的名字该如何避讳，连下面的臣子也为此手忙脚乱，焦头烂额:楚州更名荆州(秦庄襄王子楚)，正月也叫元月(秦始皇政)，恒山县变成常山县(汉文帝刘恒)，韩信谋士快彻死后被改名为快通(汉武帝刘彻)，蔡昭姬变成蔡文姬(晋文帝司马昭)。……这些都不算，唐太宗李世民偏偏有个满街最难避讳的名字，徐茂公(名世积)大将被授予李积（ji），杜牧的《阿房宫赋》只敢写“人(民)也读他的家”。与李唐作对的王世充也成为了唐朝历史书中的王充，与写《论衡》的大作家分不清。就连六部之一的民部也被迫改名为户部，直到满清灭亡。后来发现自己的名字太难回避，唐太宗自己也下诏说：“令说：依礼，二名不偏忌。后来，我发现我的名字太难回避了。唐太宗自己也下令说：“说：礼物，两个名字不是禁忌。现代已经到来，两个字都避免了，浪费了很多，带头，违反了经典。其官方账号、人名、公私文件，有“世民”二字不连续，不必忌讳。因此，同时代的大书法家虞世南得以幸免，不再更名。

然而，在宋朝，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宋太祖赵匡胤可能认为他的名字并不比“世民”更常用。因此，他们的两个兄弟也应该避免。他们名字中的“匡”变成了“光”。后来，宋太祖去世后，他的第二个兄弟光义成为了皇帝。他说这是一件禁忌的大事。皇帝的大哥做了，我忍不住做了，所以三兄弟光美被迫改名为廷美，有一个奇观，三兄弟的名字完全无关紧要。

后来，我意识到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学作品的历史经典太多了。一个字一个字翻出来涂改是不现实的。因此，后世皇帝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山不转，人不改我。因此，从北宋后期到明清时期，大多数皇帝的名字都是一个接一个地难以认出的：吉、敏、夏、敏、云、龙、珍、田……这些生僻字，除了古人的名字，几乎再也用不上了，成了皇家的热点。毕竟康熙皇帝为了自己的名字，甚至把故宫后门的牌匾换成了神武门。皇帝不愿意总是把时间花在这些事情上，这是不可避免的。比如乾隆皇帝弘历，除了听之任，只能另辟蹊径。另一部分人，父母的名字实在太流行了，而自己作为孝子孝女，又要做到“为亲人忌讳”。当你真的逃不掉的时候，你也需要一个实用可行的新方法。

这种新方法是缺笔转音。

读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贾府史老太君的孙女林黛玉作为女一号出现在荣国府时，她的老师曾经说过，林黛玉遇到“敏”字都读成“密”音；写在纸上的时候，又缺了一两笔。显然，这种方法不是林黛玉想出来的，而是一贯的，所以老师并不奇怪。

司马迁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是太史令，给儿子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史料。但在他之前，也有“谈”字的名字，所以司马迁犯了一个困难：不要改变，对父亲不孝；改变，有点歪曲历史事实的嫌疑。最后，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下，司马迁在提到古人张孟谈、赵谈时，统一地把“谈”写成了“同”。后世的史学家是有样学样的，《后汉书》的作者范烨为了避父忌讳“泰”，将人物郭泰改写为郭太。在唐初，“世”字缺笔的写法也成为引领后人潮流的一种做法。

这位君王的父母避开了所有的禁忌，圣贤也忍不住考虑。在北宋，随着科学的兴起，孔子受到了祖先孔子的高度赞扬。不仅孔子的名字“丘”字写得不那么短，而且还用红圈圈起来。阅读时，他应该把它读成“XX”（在未来的《三国演义》中，除了自我介绍之外，武胜关羽的名字也被写成“XX”或“云长”），甚至丘姓也被添加到城市部门，改名为邱，并被读成“七”的声音。

当然，最糟糕的是唐朝历史学家刘志数。在他去世之前，甚至有唐朝一代。为了避免玄宗的“基础”，每个人都称之为“刘子轩”；结果，在满清时期，为了避免康熙皇帝，他被改为“刘子元”，导致许多人在查阅历史资料时感到困惑和怀疑。

除了名字和地名，日常谚语中还隐藏着许多我们经常不注意的禁忌：山东济宁及周边地区称鲤鱼为“红鱼”，是为了避免孔子独生子孔鲤的名字；夜壶又称“虎子”。唐初，为了避免高祖李渊祖父李虎的名字，它被改名为“马子”（因此，用这个词来形容人是侮辱性的，也就是说，这个词只在早期的香港电影中被黑社会使用）；湘西地区的人民，斧头被称为“猫头”，是为了回避当地土家族对白虎神的传统信仰。此外，当地的樵夫和矿工因为“猫头”谐音“得不到(不，得不到)”而改名为“开山”。此外，当地的樵夫和矿工认为这是不吉利的，因为“猫头”谐音“没有（没有，没有）”，所以他们把斧头改名为“开山”。即使是山也能打开，但也害怕不能打柴火，不能挖宝藏？

最有趣的是广东人。岭南民间渴望钱，注重迷信，在其他地方看不到很多禁忌：“猪舌”、“猪肝”因谐音“折叠”、“干”而被不幸的当地人改名为“猪利润”、“猪利润”；在夏天的广东街道上，如果你看到一个水果摊上写着“石多啤梨”，记住不要提到它在其他省份的名字“草莓”，否则它肯定会吸引白眼睛：“什么（什么）霉？“为了避免这个词，他们宁愿用英语“strawberry“音译，可以说是非常讲究。

作者:我们特邀作者刘振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