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底，我决定离开加州伯克利大学（U. C. Berkeley）在过去的两年里，我把所有的财产都塞进了汽车行李箱。车前的天线杆上绑着一朵花。这是前一天晚上朋友们在欢送会上送的1000多朵花中的一朵。它带着湾区朋友们的衷心祝愿，陪我一路向东走去。正好伯克利有个朋友要顺便去东岸，时间上我没有任何约束，于是花了九天时间平静地横贯美国。汽车绕着大峡谷，穿过黄石公园，一路搭帐篷露宿，观赏月光，把车上的家开到纽约曼哈顿。从那以后，我成了“纽约客”，没有机会再见到伯克利，伯克利，伯克利，这是我一生中收获最丰富、印刻最深刻的地方，也是后来影响我人生轨迹变化的最特殊的据点。

从1971年开始，我经常去美国东部表演，总是找机会去纽约观看各种艺术活动，参加不同系统的现代舞蹈课。每次我在纽约呆一会儿，我都会不情愿地逗留和逗留。我深深地被这座城市的艺术环境、强大的活力和巨大的能量所吸引。要真正学习现代舞，必须去现代艺术中心纽约。刚开始有了这个想法，我也犹豫了一下，终于在伯克利安定下来，一切又要重新开始了，未来会怎样？但另一个想法也提醒我，一开始，我把一切都扔掉了，不是为了追求生活的稳定，我经历了前“大明星”的光环，但“名利场”只是过去。现在只是为了生活的稳定，放弃心目中确认的目标吗？我已经穿越太平洋，离开了熟悉的土地和上面的“家”。现在，在一个陌生的国家，从西岸加利福尼亚州到东岸纽约有什么区别？怕什么呢？近年来，由于巡回演出的频繁，我习惯于拿着盒子东飞西颠，到处都一样——盒子在哪里，我的“家”在哪里。想到这些就不再犹豫了。虽然离开加州后只有麻省理工学院担任“驻院艺术家”一个月（Resident Artist）邀请，但我还是决定提着箱子把“家”搬到纽约。2018年底，在从香港回纽约的旅途中，我决定留在旧金山湾区拜访老朋友。主人萧亦玉（Helen Tu）和陈宗元（Andrew Chen）问:“这几天你在湾区想干什么？"似乎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想重温伯克利！”

2018年，江青在旧金山市金门桥前

2018年12月27日，我们一行五人在阳光下由旧金山驱车上路。离开伯克利已经45年了。当汽车驶过海湾大桥进入目的地时，过去的生活画面像倒影一样瞬间掠过我的脑海。我变得焦渴起来，急切地想回到老地方，确认校园，但不可避免地接近“乡村”的恐惧。

过去，萧亦玉在伯克利Spruce街的一座木屋仍然保留着。靠近校园的房子我再熟悉不过了，还是像故地一样隐藏在树后，只是门前的大树变成了巨大的树。一踏进房间，整个形成的记忆就像冰冻的海面融冰，大大小小的冰开始在脑海中浮动和碰撞。曾经是她和杜维明的爱巢。当我开始在伯克利第三世界艺术系任教时，萧亦玉在东亚系任职。杜维明是历史系的教授，很快就认识了东海大学的“金童玉女”和热情的情侣，成为了朋友。厨房和以前一样，我仿佛看到美丽的女主人萧亦玉在厨师里；客厅和以前一样，健谈的男主人杜维明笑着给壁炉生火；墙上的画像以前一样，艺术家朋友庄哲和马浩 、Linda Young……杜龙荪的小儿子不到十岁，小儿子（Eugene），和妈妈看起来一样虚弱，她通常静静地躲在楼上努力工作。

走到校园，路过主街邮电街（Telegraph Ave.）当时，我突然闻到空气中飘浮的大麻味，这是我40多年前对伯克利最深刻的印象。26岁的时候，我闻到了这种迷人的“香气”。一瞬间，我像云一样回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旧地的一切都历历在目，每一个细微的点点滴滴都像幻觉一样在我面前闪烁。

2018年12月27日，江青在伯克利大门口

1972年春天，我不小心收到了伯克利第三世界艺术系寄给我的信。内容是:系里派人看了我在加州长堤分校的中国舞蹈示范表演，很欣赏，问我有没有兴趣申请这个系的舞蹈老师的职位。意外使我兴奋，但又犹豫了一下，用我的英语怎么能应付大学舞蹈教学工作呢？但求职心急，只好硬着头皮在怀里拿着本英汉、汉英两用字典闯“关”。申请时，我把字典放在桌子上，直截了当地说：“我真的很想得到这个教堂，但语言障碍很大。如果你不介意，你可以让我像今天这样带着字典上堂。我愿意试试。采访我的几个人看着我真诚而爽快，忍不住笑着说：根据他们在舞台上看到我的表现，相信我在课堂上也会表现得同样出色。

1972年春天开学那天，我带着字典进了教室。第一节课的开场白是:“我教你跳舞，你教我英语。“课后，我发现在美国大学学习舞蹈是一门免费的课程。在几十名男女学生中，有各种科目、系、年龄和肤色的人。大多数来学中国舞的人纯粹是作为一种知识来理解的。我精心准备的动作和风格的体育训练教材完全是为了培养专业舞蹈演员。上课的时候发现教材根本是牛头不对马嘴。因此，除了简化体育训练外，教科书还增加了中国舞蹈史和中国民间舞蹈的基本知识：各民族舞蹈的分布、活动形式、动作特征等。我从来没有研究过这些知识，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图书馆。幸运的是，伯克利和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可以找到丰富的信息，并要求我的同事帮助制作图片和图片的幻灯片。在新教材的准备中，丰富了自己的舞蹈知识，受益匪浅。

1972年，江青在伯克利大学教舞蹈

在伯克利的校园里，我真的很享受加州的“阳光”，校园的每个角落都散发着丰富的热量和能量。每个布告栏都贴满了大大小小的纸，上面写着各种各样的内容:人权专题讨论、反战抗议、政治集会、电影欣赏、女性解放、同性恋示威、瑜伽班招生、搬家拍卖、找室友住在一起……除了有机会在校园里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外，你还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和音乐，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选择各种各样的课程。

我用我的教职员工免费选修我在大学里从未接触过的现代舞蹈课。当我第一次接触现代舞时，我面前出现了一个前所未知的新舞蹈世界：动作规律、创作主题、安排技巧和整体艺术概念与我以前熟悉的舞蹈大不相同。自从发现舞蹈“新大陆”以来，我感到非常新鲜和兴奋， 我还记得我非常喜欢躺在校园里的绿草地上，贪婪地吸收了数千英里外太阳给我的温暖。枕臂向上看，我特别觉得天空是开放和明亮的……

除了工作和学习，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被“保卫钓鱼台运动”占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台湾美学家为主，以爱国民族主义为诉求的“钓鱼保护”轰轰烈烈地席卷了台湾。在美国各大高校“钓鱼”人马，他们勇敢地串联在一起。当他们去伯克利大本营时，穷学生需要住宿，忙得地主翻身。第一次接触同胞，敢于关心民族命运，敢于公开集会讨论，敢于上街游行……我自然卷入了如火如荼的狂热感染。当时大家对我当过“大明星”还是有印象的，所以一再要求我有义务为“钓鱼”做筹款表演，我有义务欣然答应。我记得当时在伯克利学习的才华横溢的刘大任、郭松芬、李宇、傅云筹，宁愿放弃博士学位，也不愿因为忘记吃饭睡觉的热情而放弃博士学位，让他们的博士导师陈世祥教授气得差点吐血。也有一些思想活跃、言语激进、年龄相仿的朋友为了“钓鱼”失学失业。结果，他们谋生，在校园周围卖中国食物。一大早，他们就去中国城批发外卖，运到校园里卖。他们都是叉烧包、春卷和炒饭。……一种外国人喜欢的食物。我的课和课之间有时间间隙。我经常喜欢在校园里四处走动。一旦我被认识我的“小贩”抓住，我就要求我临时“换班”。几乎同样的原因是“内心的焦虑”。后来“替班”的次数越来越多，时间也越来越长。最难忘的是，有一次，钓鱼的女同志把孩子交给了我。那天，我还穿着紧身练习服“替班”。然后，天气越来越晚，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礼物，越来越冷的人，越来越焦虑的心。结果，我发现她早就忘记了我，是约会。结果这对荒唐浪漫到无法复加的“同志”，喜剧结局——情人终成眷属。

挂在灯柱上的旗帜“一百五十年的光辉”

我蹒跚地走在校园里，想验证我心中留下的印象。旅行时，由于怀旧的心情，我不得不关注一棵树、一楼、一棵草、一堵墙和一朵花。恰逢伯克利校庆150周年，校园做了一个“打扮”来装饰立面。每个灯柱上都挂着旗帜，每个灯柱上都有不同的信息，但下端自豪地写着:150年的辉煌(150 years of Light）。其中一个让我深受感动。我的经历是真的。旗帜上写着：当我通过道路进入萨瑟校门时，校园的节奏突然响起，很少有人能逃脱伯克利的魅力（The pavement of Sather Gate throbs to the beat of the campus, and few who enter through those Portals escape the fascination of Berkeley）。正逢年假，校园冷冷静静，喜庆气氛中又带着一种落落寡欢的孤独，再次见到伯克利，对我来说是喜还是悲？正逢年假，校园冷冷静静，喜庆的气氛带来了一种孤独，再次见到伯克利，对我来说是快乐还是悲伤？还是悲伤的快乐？疑惑下不禁感叹:人老了，树高了。还是可以识别出当年每天工作的事情。Durant hall出入口，下午经常晒太阳的厚厚的草坪，挤在人群中看热火朝天，被称为学生运动的集会广场Sproul Plaza，作为“小贩”，我站在街上卖食物的大概位置……

我上面提到的伯克利“钓鱼”朋友大多在1972年中国加入联合国大学后在联合国工作。现在他们像我一样退休了。当他们有机会见面时，他们经常想起伯克利充满活力和“迷恋”的岁月。伯克利同事现在经常来来往往的是老朋友刘大任和李杰英。除了享受园林生活，大任还在不断耕耘。2010年，他出版了以钓鱼为主题的小说《远处有风雷》。他给了我一本纪念品。他在书的后记中写道：“所以我想写，当然，这与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通过我自己的经验和反思，我想我认识他们。我知道他们的野心，他们的命运，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动摇和追求。这段话在我再次见到伯克利后，不能像他那样写：“我明白”，但至少省思洞察了当时这些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和心境。想想著名的伯克利摇滚歌手蒂姆·阿姆斯特朗（Tim Armstrong）有一首歌叫《悲伤但真实》（Sad but True），恰到好处。